共举之
，则且必可共废之。”认为君臣皆因“卫民 ”的需要而设，民才是“天下之真主
” ，“君末也
，民本也”，民可举君 ，也可废君
。这些观点已经带有浓厚的近代民主色彩，可以说是突破传统民本思想内涵的一大进步。

资产阶级改良派承认人民是国家之“真主 ”
，但又主张君主立宪，反对民主共和 ，这在理论上显然是有矛盾的 。他们对此的解释是因为中国的国民素质太差
，由专制而达共和需要经过立宪这一阶段
。康有为说：“欲速变法以救危亡，非先得圣主当阳不为功；欲定良法而保长久 ，非改为立宪民权不为治。”（《康有为政论集》卷上）梁启超则宣称：“共和的国民心理
，必非久惯专制之民能以一二十年之岁月而善成
”，“今日中国国民未有可以为共和国民之资格”（《饮冰室文集》第二册） 。这就暴露了他们主张民权的不彻底性和虚伪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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